第2章（2 / 7）
多元文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程度自然不相同，对不同社会阶层、等级或集团的影响力也有很大差异。在统治上层，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现象一般比较明显。元朝文、武官员的“公服”大袖、圆领，这是汉式制服的特点；但又“右衽”，就是衣襟开在右侧，这是蒙古袍服的特点。汉人官僚，尤其是深得蒙古贵族信任的蒙元前期的那些汉人官僚，大部分会讲流利的蒙古语。蒙古男子“髡头”，就是将头顶剃光，前额和脑门两侧留下“三塔头”，挽垂两髻于肩。有些人嫌“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乃“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汉族中也有效法而髡头者。所以后来朱元璋要下令革除汉族在服制发型方面的“胡俗”。这类“胡俗”，主要应当流行在接近蒙古人的汉族或色目上层中。另一方面，蒙古、色目人在汉族社会多历年所。通汉语、识汉字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以至元代后期有人建议取消各级地方政府中设置的专职翻译人员。少数蒙古、色目人成为能用汉文、汉字进行创作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美术家。
元代的蒙古、色目官僚大多数居住在较大的城市里；镇守内地各战略要冲的蒙古、色目军队，集中驻扎在离城不太远的野地。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免税土地，大都由汉族农民佃种；军人们到城里出卖他们多余的羊奶，买回各种日用品。此外散居内地的蒙古、色目人户，数目是很少的。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一路22万多民户中，只有14户蒙古人；镇江路民户10万，蒙古人29户。住在比较偏僻地区的汉族农民，一生中也可能很少碰到蒙古、色目人。甚至在松江这样发达的城镇，人们也并不经常看到蒙古妇女，所以对她们头上戴的圆筒型缀彩插花的“固姑冠”颇感新奇，乃至陶宗仪将“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的诗句摘入他的笔记小说。不过平民百姓如想在衙门里谋一个小官、小吏的职位，就必须事先学一点“吏学”，会读、会写各种格式的公文。这时他们便无法回避那种拗口难懂的“硬译”公牍文体和蒙文常识，由此感受到蒙古统治的特殊氛围。另外，像“田野中处处有之”的“回回豆”（即豌豆）、元后期“汗漫天下”的以蒸馏加工的“烧酒”，即使对元代底层民众，大概也不会太陌生。
根据漠北流行的“搜婚制”，古代蒙古人在父亲、兄弟死后，可以将生母以外的庶母、兄嫂或弟妇收为自己的妻子。这种习俗在元代也传入汉族社会。政府虽三令五申严加禁止，但依然有人照此行事。汉族家庭凡父母在世，依照《唐律》是不可以分家析产的。金代规定，入居中原的女真人许分，汉人不许分。到了元朝，不论蒙古人、汉人、南人，都可以分家了。从汉族社会内部关系的演变看，这一变化自有其内在推动力和既定轨迹，但它同时也确实体现了蒙古社会制度对汉文化传统的刺激和影响。
为什么在元代中国会形成如此壮观的多元文化各展姿彩的局面？
首先，这与蒙古人“远涉山川”的征服活动有关。元对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此前500年间中国国内五六个民族的区域性政权并存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全国范围的和平环境和地区间交流为经济的增长和积累提供了最必要的条件，文化的创造和繁荣于是也才成为可能。元曲，元瓷，大江南北棋布星罗的繁华城镇，文人画，北至极圈、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的晷影实测，黄河河源的探测，《至元大一统志》地图的制作……这些不平凡的文化成就，都是凭借着大一统国家的雄厚资源取得的。
蒙古的统治并不限于今日中国的版图。四大汗国的疆域，在北方沿咸海、里海、黑海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西至伏尔加河流域，西南远至两河流域而接近小亚细亚。元代中国与位于几乎整个中亚和西亚的各邻邦，都成为同一“黄金家族”的各成员君临之下的国土。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不睦与战争，但在大多数和平时期，其相互关系要比一般的宗藩关系远为密切。蒙古的驿站体系从中国的大都一直通达南俄草原和波斯各地。东西陆上交通的安全和便利都超越前代。当时人说，要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就像跨出家门去访问邻里一样容易。从波斯湾东渡印度洋，经由东南亚诸国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远洋航行，亦因阿拉伯航海技术与中国的针路（水罗盘导航）、牵星（根据恒星高度测定船舶所在位置）技术的结合而更安全可靠。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在这样的情势下自然也就愈趋活跃。
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野再进一步扩大，就可以发现，从1250年到1350年的100年，正是整个旧大陆被庞大的商业网络联结为一个前现代世界体系的时期。这一体系共由七个地方性商业区域构成，即西欧，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巴格达—波斯湾地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地区，阿拉伯湾沿岸地区，印度洋沿岸地区，中国；它们又组成三大次世界体系，即欧洲（由西欧和地中海地区构成）、中东（由巴格达—波斯湾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区和阿拉伯湾区构成）和远东（包括印度洋区和中国）等次级体系。在这个等级结构的世界体系中，元代中国同时维持着陆路与海路的对外沟通，这对于一个完整的前现代世界商业圈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出上述“前现代世界体系”说的英国学者卢迦德说：“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正是中国，把北方的陆上商路与即使不是更加重要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印度洋海上商路连结成为一体。当这两条商业交通路线同时充分地发挥效能，尤其是当中国处于统一之中因而能够作为‘毫无周折的交换中介’把它们联接起来时，世界商业的循环圈就得以完成了。确实，只有在13世纪和14世纪上半叶，亦即当上述循环圈保持着完整的时期，人们才能提到‘前现代世界体系’这样的概念。”
基于上述特定的时空背景，元代中国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整个旧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走向。多元文化在这个“世界体系”的最东部分展示它五光十色的风采，其意义甚至已超越中国文化本身，而体现了旧大陆上人类“大历史”的脉动。
在血战中统一漠北“我们厮杀吧，胜者为汗！”
——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传》12世纪时候的草原各部与直到近代的情形相类似，12世纪时，在今天称为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区域里，可以看到四种主要的自然景观：草原、戈壁、沙漠和森林。草原面积占据高原总面积的约3／4。在高原南部和北部丰美的水草地带之间，是一片植被稀疏的砾石荒原，这里、那里的裸露着黑色的石头，蒙古人称它为“戈壁”。正是这片戈壁把草原分为两大部分，分别叫做漠南草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漠北草原（在今蒙古国），“漠”在这里指戈壁滩荒原而言。漠南和漠北都有一些沙漠地带。刮大风的时候，沙子遮云蔽日；沙丘此起彼伏，作波浪形的移动。漠南东缘是大兴安岭的山林；漠北的北部沿边有很多的桦树林。草原中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沼泽。
蒙古兴起以前，这片草原早已养育过许多闻名世界的游牧民群体：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等。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瓦解，大批回鹘人向西、向南迁出漠北草原，使这里成为权力真空。于是，原先居住在大兴安岭山地中的室韦部落便一批接一批地向西迁入草原地区，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漠北民族地理的面貌。
古代风景画鉴赏自6世纪到9世纪中叶，突厥、回鹘先后称霸大漠南北，在这里游牧的主要是讲突厥语族各支语言的部落。历史记载最早提到迁入漠北腹地的室韦部落是在8世纪初。他们的语言与鲜卑、契丹等相类似，都很接近于后来的蒙古语，所以现代的历史语言学家把他们划归为原蒙古语族。突厥人把这些语言、文化、族属与自己有明显差异的新来者叫做“鞑靼”人。随着回鹘的衰亡，越来越多的室韦—鞑靼人成群结队地拥入草地，他们很快地适应了草原游牧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一方面使室韦—鞑靼人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突厥化的变迁；另一方面，这个新来的文化一部族群体又像海绵吸水一样，逐渐把离散于草原上的突厥语族游牧民吸纳到自己的社会联合体中间。到12世纪，漠北高原基本上完成了蒙古化的历史过程。在它的东部和中部，分布着许多不相统属的突厥化蒙古部落；在西北和西部，则是正在越来越快地蒙古化的突厥部族。后来的蒙古民族共同体，就是以这些部落为主体形成的。在漠南游牧民中间，突厥文化仍占优势地位。
在叙述12世纪前的漠北历史时，虽然我们总是很难避免把“蒙古”一词当做泛指的共名来使用，但实际上当时的游牧诸部并没有这样一个共名。它们各有自己的专名，蒙古只是其中一个部落的专称而已。
狭义的蒙古部最早是室韦的一个分部，两《唐书》称之为“蒙兀室韦”。它的居地应当位于大兴安岭北端，今额尔古纳河下游的东侧。十三四世纪的蒙古人还依稀记得他们祖先的古老的原居地。据拉施特写成于1300年代的记载波斯蒙古人祖先历史的波斯文著作《史集》，古代蒙古部曾经生活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儿古涅昆。‘昆’字意为‘山坡’。”这里的“额儿古涅”显然就是额尔古纳河，唐代汉语文献叫它“望建河”。
大约在10世纪初叶，蒙古部从额尔古纳河故地迁到斡难河（今译鄂嫩河。即与额尔古纳河一起注入黑龙江的石勒喀河上源）中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地区。这时候蒙古部的势力还很弱小，曾经因为争夺牧场被别部打败，被迫北迁，去投奔今贝加尔湖沿岸的姻亲部落兀良哈部落的札儿赤兀惕分支。在11世纪，蒙古部开始强盛起来，才重新恢复对不儿罕山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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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蒙古、色目官僚大多数居住在较大的城市里；镇守内地各战略要冲的蒙古、色目军队，集中驻扎在离城不太远的野地。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免税土地，大都由汉族农民佃种；军人们到城里出卖他们多余的羊奶，买回各种日用品。此外散居内地的蒙古、色目人户，数目是很少的。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一路22万多民户中，只有14户蒙古人；镇江路民户10万，蒙古人29户。住在比较偏僻地区的汉族农民，一生中也可能很少碰到蒙古、色目人。甚至在松江这样发达的城镇，人们也并不经常看到蒙古妇女，所以对她们头上戴的圆筒型缀彩插花的“固姑冠”颇感新奇，乃至陶宗仪将“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的诗句摘入他的笔记小说。不过平民百姓如想在衙门里谋一个小官、小吏的职位，就必须事先学一点“吏学”，会读、会写各种格式的公文。这时他们便无法回避那种拗口难懂的“硬译”公牍文体和蒙文常识，由此感受到蒙古统治的特殊氛围。另外，像“田野中处处有之”的“回回豆”（即豌豆）、元后期“汗漫天下”的以蒸馏加工的“烧酒”，即使对元代底层民众，大概也不会太陌生。
根据漠北流行的“搜婚制”，古代蒙古人在父亲、兄弟死后，可以将生母以外的庶母、兄嫂或弟妇收为自己的妻子。这种习俗在元代也传入汉族社会。政府虽三令五申严加禁止，但依然有人照此行事。汉族家庭凡父母在世，依照《唐律》是不可以分家析产的。金代规定，入居中原的女真人许分，汉人不许分。到了元朝，不论蒙古人、汉人、南人，都可以分家了。从汉族社会内部关系的演变看，这一变化自有其内在推动力和既定轨迹，但它同时也确实体现了蒙古社会制度对汉文化传统的刺激和影响。
为什么在元代中国会形成如此壮观的多元文化各展姿彩的局面？
首先，这与蒙古人“远涉山川”的征服活动有关。元对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此前500年间中国国内五六个民族的区域性政权并存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全国范围的和平环境和地区间交流为经济的增长和积累提供了最必要的条件，文化的创造和繁荣于是也才成为可能。元曲，元瓷，大江南北棋布星罗的繁华城镇，文人画，北至极圈、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的晷影实测，黄河河源的探测，《至元大一统志》地图的制作……这些不平凡的文化成就，都是凭借着大一统国家的雄厚资源取得的。
蒙古的统治并不限于今日中国的版图。四大汗国的疆域，在北方沿咸海、里海、黑海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西至伏尔加河流域，西南远至两河流域而接近小亚细亚。元代中国与位于几乎整个中亚和西亚的各邻邦，都成为同一“黄金家族”的各成员君临之下的国土。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不睦与战争，但在大多数和平时期，其相互关系要比一般的宗藩关系远为密切。蒙古的驿站体系从中国的大都一直通达南俄草原和波斯各地。东西陆上交通的安全和便利都超越前代。当时人说，要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就像跨出家门去访问邻里一样容易。从波斯湾东渡印度洋，经由东南亚诸国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远洋航行，亦因阿拉伯航海技术与中国的针路（水罗盘导航）、牵星（根据恒星高度测定船舶所在位置）技术的结合而更安全可靠。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在这样的情势下自然也就愈趋活跃。
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野再进一步扩大，就可以发现，从1250年到1350年的100年，正是整个旧大陆被庞大的商业网络联结为一个前现代世界体系的时期。这一体系共由七个地方性商业区域构成，即西欧，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巴格达—波斯湾地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地区，阿拉伯湾沿岸地区，印度洋沿岸地区，中国；它们又组成三大次世界体系，即欧洲（由西欧和地中海地区构成）、中东（由巴格达—波斯湾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区和阿拉伯湾区构成）和远东（包括印度洋区和中国）等次级体系。在这个等级结构的世界体系中，元代中国同时维持着陆路与海路的对外沟通，这对于一个完整的前现代世界商业圈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出上述“前现代世界体系”说的英国学者卢迦德说：“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正是中国，把北方的陆上商路与即使不是更加重要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印度洋海上商路连结成为一体。当这两条商业交通路线同时充分地发挥效能，尤其是当中国处于统一之中因而能够作为‘毫无周折的交换中介’把它们联接起来时，世界商业的循环圈就得以完成了。确实，只有在13世纪和14世纪上半叶，亦即当上述循环圈保持着完整的时期，人们才能提到‘前现代世界体系’这样的概念。”
基于上述特定的时空背景，元代中国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整个旧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走向。多元文化在这个“世界体系”的最东部分展示它五光十色的风采，其意义甚至已超越中国文化本身，而体现了旧大陆上人类“大历史”的脉动。
在血战中统一漠北“我们厮杀吧，胜者为汗！”
——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传》12世纪时候的草原各部与直到近代的情形相类似，12世纪时，在今天称为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区域里，可以看到四种主要的自然景观：草原、戈壁、沙漠和森林。草原面积占据高原总面积的约3／4。在高原南部和北部丰美的水草地带之间，是一片植被稀疏的砾石荒原，这里、那里的裸露着黑色的石头，蒙古人称它为“戈壁”。正是这片戈壁把草原分为两大部分，分别叫做漠南草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漠北草原（在今蒙古国），“漠”在这里指戈壁滩荒原而言。漠南和漠北都有一些沙漠地带。刮大风的时候，沙子遮云蔽日；沙丘此起彼伏，作波浪形的移动。漠南东缘是大兴安岭的山林；漠北的北部沿边有很多的桦树林。草原中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沼泽。
蒙古兴起以前，这片草原早已养育过许多闻名世界的游牧民群体：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等。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瓦解，大批回鹘人向西、向南迁出漠北草原，使这里成为权力真空。于是，原先居住在大兴安岭山地中的室韦部落便一批接一批地向西迁入草原地区，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漠北民族地理的面貌。
古代风景画鉴赏自6世纪到9世纪中叶，突厥、回鹘先后称霸大漠南北，在这里游牧的主要是讲突厥语族各支语言的部落。历史记载最早提到迁入漠北腹地的室韦部落是在8世纪初。他们的语言与鲜卑、契丹等相类似，都很接近于后来的蒙古语，所以现代的历史语言学家把他们划归为原蒙古语族。突厥人把这些语言、文化、族属与自己有明显差异的新来者叫做“鞑靼”人。随着回鹘的衰亡，越来越多的室韦—鞑靼人成群结队地拥入草地，他们很快地适应了草原游牧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一方面使室韦—鞑靼人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突厥化的变迁；另一方面，这个新来的文化一部族群体又像海绵吸水一样，逐渐把离散于草原上的突厥语族游牧民吸纳到自己的社会联合体中间。到12世纪，漠北高原基本上完成了蒙古化的历史过程。在它的东部和中部，分布着许多不相统属的突厥化蒙古部落；在西北和西部，则是正在越来越快地蒙古化的突厥部族。后来的蒙古民族共同体，就是以这些部落为主体形成的。在漠南游牧民中间，突厥文化仍占优势地位。
在叙述12世纪前的漠北历史时，虽然我们总是很难避免把“蒙古”一词当做泛指的共名来使用，但实际上当时的游牧诸部并没有这样一个共名。它们各有自己的专名，蒙古只是其中一个部落的专称而已。
狭义的蒙古部最早是室韦的一个分部，两《唐书》称之为“蒙兀室韦”。它的居地应当位于大兴安岭北端，今额尔古纳河下游的东侧。十三四世纪的蒙古人还依稀记得他们祖先的古老的原居地。据拉施特写成于1300年代的记载波斯蒙古人祖先历史的波斯文著作《史集》，古代蒙古部曾经生活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儿古涅昆。‘昆’字意为‘山坡’。”这里的“额儿古涅”显然就是额尔古纳河，唐代汉语文献叫它“望建河”。
大约在10世纪初叶，蒙古部从额尔古纳河故地迁到斡难河（今译鄂嫩河。即与额尔古纳河一起注入黑龙江的石勒喀河上源）中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地区。这时候蒙古部的势力还很弱小，曾经因为争夺牧场被别部打败，被迫北迁，去投奔今贝加尔湖沿岸的姻亲部落兀良哈部落的札儿赤兀惕分支。在11世纪，蒙古部开始强盛起来，才重新恢复对不儿罕山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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