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7章（1 / 3）
一开始宰相只有尚书令、中书令、侍中三人，后来尚书令实际空缺，于是便变成了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四人。
最初之时是没有政事堂这个宰相集议制度的，李世民本不是太子，杀兄逼父夺位才登上帝位，在刚当皇帝之初执政并不稳固，当时朝廷内部派别繁多，政治形势自然也是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统合各派意见，均衡其间利益分配，就成了李世民最棘手的问题。
为了达到巩固皇位的目的，他一面保留了高社老臣们的高位，给裴寂加司空，让萧瑀、封德彝等仍保其职。一面又把自己的亲信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任以尚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等要职，以掌政权。
同时，又用原太子建成旧部如魏征、王珪等为审议、论谏之官，让他们分任黄门侍郎、谏议大夫，利用失势者急于表诚立功的心理，来监察政事，防止群下蒙蔽。
又提拔了众多的庶族地主入仕，缓解当时的士庶矛盾。
为了适应这各方面的需要，于是打破旧例，在原有的三高官官之外，又增加了不少各种名号的宰相，比如参预朝政，参加政事等。
如此，随着宰相数量的不多增加，采取集议制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李世民广任贤良，高居深视，他对朝堂的驾驭能力比较自信，于是也敢于搞出了宰相众多的群相议政制度。
虽然群相制度，其实最初是为了调和各派系不得已而为之，但另一方面也确实表明了李世民高超的驾驭能力。
于是朝廷的中枢便从尚书省移到了门下省，李世民为了分散宰相们过于庞大的权力，便大力提高门下省的地位，充分利用其审议职能，借以均衡三省的权力分配，以达成均势，让宰相之间互相牵制，尤其是改变高祖时以尚书省一省独大的局面。
随着知门下省事名号的出现，宰相实权也开始逐渐从左右仆射手中，流向较低品阶的职事官员。
政事堂最初设立的初衷还是减少三省的摩擦，协调其间的关系，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中书和门下二省的纠缠不休，于是便将二省合在一起议事，故政事堂又称门下中书。
在太宗晚年，政事堂多少带有一些议政、审议甚至是执行集中性质与混杂的色彩，李世民时的政事堂，还并没有形成宰相集议超然的专职议政性质，与行政并未分开。
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衔的出现，让政事堂里的宰相不再只是三高官官，这个时候，那些经验丰富的老臣也能当个顾问，继续发挥余热。一些低阶的官员，也一样有机会拜相入堂。
这为皇帝平衡宰相之权，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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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之时是没有政事堂这个宰相集议制度的，李世民本不是太子，杀兄逼父夺位才登上帝位，在刚当皇帝之初执政并不稳固，当时朝廷内部派别繁多，政治形势自然也是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统合各派意见，均衡其间利益分配，就成了李世民最棘手的问题。
为了达到巩固皇位的目的，他一面保留了高社老臣们的高位，给裴寂加司空，让萧瑀、封德彝等仍保其职。一面又把自己的亲信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任以尚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等要职，以掌政权。
同时，又用原太子建成旧部如魏征、王珪等为审议、论谏之官，让他们分任黄门侍郎、谏议大夫，利用失势者急于表诚立功的心理，来监察政事，防止群下蒙蔽。
又提拔了众多的庶族地主入仕，缓解当时的士庶矛盾。
为了适应这各方面的需要，于是打破旧例，在原有的三高官官之外，又增加了不少各种名号的宰相，比如参预朝政，参加政事等。
如此，随着宰相数量的不多增加，采取集议制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李世民广任贤良，高居深视，他对朝堂的驾驭能力比较自信，于是也敢于搞出了宰相众多的群相议政制度。
虽然群相制度，其实最初是为了调和各派系不得已而为之，但另一方面也确实表明了李世民高超的驾驭能力。
于是朝廷的中枢便从尚书省移到了门下省，李世民为了分散宰相们过于庞大的权力，便大力提高门下省的地位，充分利用其审议职能，借以均衡三省的权力分配，以达成均势，让宰相之间互相牵制，尤其是改变高祖时以尚书省一省独大的局面。
随着知门下省事名号的出现，宰相实权也开始逐渐从左右仆射手中，流向较低品阶的职事官员。
政事堂最初设立的初衷还是减少三省的摩擦，协调其间的关系，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中书和门下二省的纠缠不休，于是便将二省合在一起议事，故政事堂又称门下中书。
在太宗晚年，政事堂多少带有一些议政、审议甚至是执行集中性质与混杂的色彩，李世民时的政事堂，还并没有形成宰相集议超然的专职议政性质，与行政并未分开。
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衔的出现，让政事堂里的宰相不再只是三高官官，这个时候，那些经验丰富的老臣也能当个顾问，继续发挥余热。一些低阶的官员，也一样有机会拜相入堂。
这为皇帝平衡宰相之权，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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