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0章（1 / 3）
“中书门下之印”，而后方可颁行生效。这就是说，凡未经政事堂议决副署，加差
“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国家各级机关所承认。
“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就是宰相刘祎之对武则天的批评。后来唐朝有的皇帝违反这一制度时，只得将其发诏敕的封袋改为斜封，所书
“敕”字，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
“斜封墨敕”，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政事堂研究，虽没有
“中书门下之印”，亦请下面马虎承认之。这在当时，已被认为是了不得的事了。
以至皇帝私下所封的官，因其来经正式敕封手续，亦为时人所看不起。
如《旧唐书·元稹传》云：“长庆初，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注：《旧唐书·元稹传》，此时
“相府”即中书门下政事堂也。《新唐书·元稹传》云：“然其进非公议，为士类訾薄”」穆宗以一时之宠信，未经政事堂议决，即迳自任命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致遭朝廷非议。
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皇帝个人和宰相集体议决的矛盾问题。在封建时代，皇帝实行独裁，
“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注：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乃是天经地义。
但从秦汉以来，就有
“廷议”制度，至唐代，又建立起政事堂宰相集体议决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
君主独裁与宰相集体议决，看上去是两个相对立的制度，竟能统一于一个封建的中央政权之中，这似乎不可理解。
但是，历史上一切制度，都不会凭空地产生，制度的背后，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的背景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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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国家各级机关所承认。
“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就是宰相刘祎之对武则天的批评。后来唐朝有的皇帝违反这一制度时，只得将其发诏敕的封袋改为斜封，所书
“敕”字，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
“斜封墨敕”，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政事堂研究，虽没有
“中书门下之印”，亦请下面马虎承认之。这在当时，已被认为是了不得的事了。
以至皇帝私下所封的官，因其来经正式敕封手续，亦为时人所看不起。
如《旧唐书·元稹传》云：“长庆初，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注：《旧唐书·元稹传》，此时
“相府”即中书门下政事堂也。《新唐书·元稹传》云：“然其进非公议，为士类訾薄”」穆宗以一时之宠信，未经政事堂议决，即迳自任命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致遭朝廷非议。
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皇帝个人和宰相集体议决的矛盾问题。在封建时代，皇帝实行独裁，
“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注：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乃是天经地义。
但从秦汉以来，就有
“廷议”制度，至唐代，又建立起政事堂宰相集体议决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
君主独裁与宰相集体议决，看上去是两个相对立的制度，竟能统一于一个封建的中央政权之中，这似乎不可理解。
但是，历史上一切制度，都不会凭空地产生，制度的背后，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的背景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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