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2 / 2）
在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有一个人特别活跃。他以留学莫斯科为牌子，为中央所派，又常常以中央代表自居到处指手画脚，到处探听红四军上下尤其是领导层内部的情况。终于，他闻到了一点“气味”，于是，手握一把尚方宝剑，上下挥舞。
他的名字叫刘安恭，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后，由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的。1929年2月7日，党中央有一封给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德）的信，即人们常说的中央二月来信。这封信要红四军将“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要朱、毛“离开部队来中央”。对这个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决定，毛泽东首先表示不同意见，在他主持的前委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也不赞成中央的决定。并且于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写回信给中共中央：“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中央要我们把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刘安恭乘机抓住“中央来信”这件事大做文章，责难毛泽东：“对抗中央决定，搞书记专政，这是不允许的！”他俨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大发宏论，主张按照中央指示，立即分散红军。一时，红四军领导人视刘安恭为得力助手，并鼎力荐举刘安恭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要职，使他成为红四军举足轻重的第三号人物。
刘安恭被冠以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的头衔后，表现得更加狂傲无忌。他耸人听闻地说：“红四军领导层存在着拥护中央和反对中央的两大派，我们只能站在中央这一边！”
但是，刘安恭肆意煽动和制造领导层分裂的做法，在红四军内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后来在人们的再三要求下，于上杭白沙召开的前委会议上，终于免去了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改任第二纵队司令。这时，他恼羞成怒，更加放肆地攻击毛泽东自立原则，对抗中央，并摆出势不两立的架势，在红四军党内演出了一场逼毛离队的闹剧，弄得毛泽东无法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在白沙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了问题（同时造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组织不起来”，因之他不得不“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红四军党的“七大”就是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虽然起到了停争论的作用，但主要问题并没有解决。由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解决主要问题和毛泽东被迫离队，红四军党内外的极端民主化、流寇主义等倾向严重泛滥，在“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的口号下，搞成了一切问题包括行动计划、请调工作等都要经过群众大会讨论，党和红军组织涣散无力。
当时，陈毅去中央汇报，前委只剩朱德一人，工作被动应付，政策上屡屡出现失误，士兵逃跑逐日增多。尤其是刘安恭所在的第二纵队，不仅逃兵最多，而且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故。在“七大”后的四个多月里，由于红四军一度放弃了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工作，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朱德领导的前委因受错误主张的控制，率红四军主力向闽中出击，当部队进人建宁地区时，便连遭挫折，受到损失，最后不得不回师闽西，进行整顿。当时，正值蒋冯阎以及蒋唐（生智）、粤（广东）、桂（广西）各派军阀混战，恰是我军夺取胜利，发展根据地的大好时机。但由于党内打“内战”，军队不团结，失去了统一的正确指挥，也失去了发展苏区的好机会。 ↑返回顶部↑
他的名字叫刘安恭，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后，由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的。1929年2月7日，党中央有一封给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德）的信，即人们常说的中央二月来信。这封信要红四军将“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要朱、毛“离开部队来中央”。对这个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决定，毛泽东首先表示不同意见，在他主持的前委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也不赞成中央的决定。并且于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写回信给中共中央：“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中央要我们把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刘安恭乘机抓住“中央来信”这件事大做文章，责难毛泽东：“对抗中央决定，搞书记专政，这是不允许的！”他俨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大发宏论，主张按照中央指示，立即分散红军。一时，红四军领导人视刘安恭为得力助手，并鼎力荐举刘安恭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要职，使他成为红四军举足轻重的第三号人物。
刘安恭被冠以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的头衔后，表现得更加狂傲无忌。他耸人听闻地说：“红四军领导层存在着拥护中央和反对中央的两大派，我们只能站在中央这一边！”
但是，刘安恭肆意煽动和制造领导层分裂的做法，在红四军内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后来在人们的再三要求下，于上杭白沙召开的前委会议上，终于免去了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改任第二纵队司令。这时，他恼羞成怒，更加放肆地攻击毛泽东自立原则，对抗中央，并摆出势不两立的架势，在红四军党内演出了一场逼毛离队的闹剧，弄得毛泽东无法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在白沙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了问题（同时造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组织不起来”，因之他不得不“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红四军党的“七大”就是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虽然起到了停争论的作用，但主要问题并没有解决。由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解决主要问题和毛泽东被迫离队，红四军党内外的极端民主化、流寇主义等倾向严重泛滥，在“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的口号下，搞成了一切问题包括行动计划、请调工作等都要经过群众大会讨论，党和红军组织涣散无力。
当时，陈毅去中央汇报，前委只剩朱德一人，工作被动应付，政策上屡屡出现失误，士兵逃跑逐日增多。尤其是刘安恭所在的第二纵队，不仅逃兵最多，而且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故。在“七大”后的四个多月里，由于红四军一度放弃了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工作，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朱德领导的前委因受错误主张的控制，率红四军主力向闽中出击，当部队进人建宁地区时，便连遭挫折，受到损失，最后不得不回师闽西，进行整顿。当时，正值蒋冯阎以及蒋唐（生智）、粤（广东）、桂（广西）各派军阀混战，恰是我军夺取胜利，发展根据地的大好时机。但由于党内打“内战”，军队不团结，失去了统一的正确指挥，也失去了发展苏区的好机会。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