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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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弗纳在车里等着。他仍然不太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在现代社会,特工们可不希望直接得到国家元首的邀请,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在过去,如果事关重大,统治者们也许会直接下达任务。而在今天这样复杂、不受个人感情左右的有组织的社会当中,这样的直接接触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很可能——虽然这也是猜测,阿弗纳当时无法知晓这一点——戈尔达·梅尔选择,或者接受别人的建议选择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是为了强调这个要求是多么不寻常。她自己也许已经感到——当然也成功地使阿弗纳感到——以前从来没有让以色列士兵做过要他做的这件事情。

  原因之一也许就是,以色列人对于暗地里的暴力行为总是有一种矛盾心理。确实,在洛德和慕尼黑惨案发生之前很久,以色列在反恐、反欺诈和反颠覆方面一直是孤军奋战。比如1956年,埃及授意敢死队首次入侵以色列之后,他们用包裹炸弹炸死了陆军上校哈费和穆斯塔法,以及埃及两个负责敢死队恐怖活动的情报官员。在以色列,这样的行为比在其他大国更具争议。那些大国——不仅是苏联、美国和英国——为了国家的利益总能接受使用某种武力:这是以色列从来不敢苟同的。持证杀人的特工还没有被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接受。

  戈尔达·梅尔在场的第二个原因——阿弗纳当时也不知道这一点——也许是由于“穆萨德”的内部政治斗争。1972年夏天,扎米尔将军因为不能阻止像洛德和慕尼黑那样的恐怖袭击,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军事情报专家阿哈龙·亚瑞弗将军被任命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据说拿走了老板对“穆萨德”的部分控制权。亚瑞弗是戈尔达·梅尔最喜欢的人,她这次出面也许就是他建议的——或者扎米尔将军自己坚持要他出面的,以此来向总理表明,作为“穆萨德”的头头他在反恐方面所作的努力。1972年夏天,恐怖主义已成为一个最大的威胁,正在逐渐侵蚀民心。

  透过车窗,阿弗纳仍然可以看见沙龙和扎米尔站在大门外,尽管听不见他们的说话声,却能看见他们的手势姿态。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数数似乎是最好的放松办法。慢慢地,他什么也不想了。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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