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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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改革者们,除了勇于创新,最为关键的便是依靠坚实的靠山。商鞅变法的成功,少不了秦孝公这一后盾支持;而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车裂,人亡政不息,商鞅个人的不幸换来了秦国的大兴。

  当靠山消失,即便改革再成功,也难免有牺牲。张居正面对的局面更为险恶,且不说强大的保守势力异常顽固,习惯于祖宗成法,抵牾张居正种种革故鼎新的措施。单名分上就存在莫大问题,明代内阁首辅在法理上不过是皇帝秘书,根本没有裁断政务的权力,他只不过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宰相”。在这种氛围中推行新政,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进行改革,不仅要有理论说服统治者,更要有实力说服天下人。

  当初王安石变法,政策过激而超越民众实际承受能力,一个“保甲法”弄得民不聊生,凡有男丁者莫不整日忧心;那个“方田均税法”又触动地主私利,得罪了政敌。反对派司马光执政后也进行一系列改革,因方法得当反而有所进展。

  张居正对此有独到的认识体会,他在《资治通鉴直解》中说:“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逐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

  张居正以一个大政治家的亲身经历,比较公允地评论另一位政治家,既非司马光辈的顽固,又不若后世同情者百般为其辩护。他以史为鉴,先吏治再经济,层层推进,稳健开展。

  因此,张居正的反对者们没有司马光那样理直气壮,况且张相新政切中时弊,成效卓著,反对者只好首先从攻击张居正个人操守着手。

  孔老夫子有句至理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上位者即使有周公那样出众的才能,如果骄傲自大而又贪鄙小气,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一看。毕竟,在那个道德至上的年头,士大夫对道德的要求远远高过才能。

  大明王朝文官集团中以气节自负的“清流”,仿佛就是为了挑毛病才降临人世,他们常与当道者对抗,以表明自身的清正与圣教的纯正。他们为了反抗强权、博得名誉,可以牺牲一切,甚至不惜赌上大明王朝的命运。

  树大招风,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张居正一举一动无不被人广为关注。张居正再神通广大,也无非是个吃五谷杂粮的凡夫俗子,想要找其把柄,并没太大难度。

  两宫皇太后、皇帝高度信任并依赖张先生,把朝廷大权全都委托给他,张居正也成为有明一代最有权势的臣子。可权重遭忌,自古君主最忌讳的莫不过是大臣太贵,况且明代法理上已无真宰相,大学士的合法权力远低于前朝宰辅,所以自打张居正秉政以来,很多人都非议他窃夺人主威福以自用。

  崇祯年间,张居正著名的曾孙张同敞就百思不得其解地询问朋友:“我曾祖的功业如今尚可见,为什么史家多批评之词?”

  朋友答曰:“权与奸的差别不过毫发之间,你曾祖是一位权相,权势过重,因此怨恨他的人诋毁他,称其为奸相。”

  张同敞无奈地默认此说,后人尚且如此,遑论外人横议?张居正不管这些,他清楚自己的能量,时常告诫下属:“吾非相,乃摄也!”(我不是宰相,只是代行国政。)

  得罪了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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