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37 / 46）
交事就绪，王安石也即罢相。原来吕惠卿既出知陈州，王雱尚欲倾害，事被惠卿所闻，即上讼安石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并及雱构陷情状。神宗取示安石，安石为子辩诬。及退归问雱，雱却并不抵赖，且言必致死惠卿，方能泄恨。顿时父子相争，惹起一场口角。雱盛年负气，郁郁成疾，背上陡生巨疽，竟尔绝命。安石又悲不自胜，屡请解职。御史中丞邓绾恐安石一去，自己失势，力请慰留安石，赐第京师。神宗心滋不悦，转语安石。安石颇揣知上意，即还奏道：“绾为国司直，乃为宰臣乞恩，大伤国体，应声罪远斥为是。”神宗遂责绾论事荐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可为逢迎者鉴。看官！试想邓绾是安石心腹，安石指斥邓绾罪状，明明是尝试神宗，可巧弄假成真，教安石如何过得下去？当下申请辞职，神宗亦即允奏，以使相判江宁府，寻改集禧观使。安石既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是指吕惠卿，或竟直言“吕惠卿误我”。惠卿再讦告安石，附陈安石私书，有“无使上知”及“勿令齐年知”等语。神宗察知“齐年”二字，系指冯京一人，京与安石同年，自神宗览到此书，方以京为贤，召知枢密院事。复因安石女夫吴充素来中立，不附安石，特擢为同平章事。王珪亦由参政同升。充乃乞召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及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神宗乃召吕公著知枢密院事，复进程颢判武学。颢自扶沟县入京，任事数日，即由李定、何正臣劾他学术迂阔，趋向僻异，神宗又疑惑起来，竟命颢仍还原官。吕公著上疏谏阻，竟不得请。且擢用御史中丞蔡确为参政。蔡确由安石荐用，得任监察御史，初时很谄事安石，至安石罢相，他即追论安石过失，示不相同，即此一端，已见阴险。并排去知制诰熊本、中丞邓润甫、御史上官均，自己遂得代任御史中丞。神宗反加信任，竟命为参政。士大夫交口叱骂，确反自喜得计。吴充欲稍革新法，他又说是萧规曹随，宜遵前制，因此各种新法仍旧履行。既论王安石，复劝吴充遵行新法，反覆无常，一至于此。
会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劾奏知湖州苏轼怨谤君父，交通戚里，有诏逮轼入都，下付台狱。看官道苏轼如何得罪？由小子约略叙明。轼自杭徙徐，良徐徙湖，平居无事，每借着吟咏讥讽朝政，尝咏青苗云：“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咏课吏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咏水利云：“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咏盐禁云：“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数诗传诵一时。李定、舒亶因藉端进谗，坐他诽谤不敬的罪名，竟欲置诸死地。适太皇太后不豫，由神宗入问慈安，太皇太后道：“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尝欣慰道，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逮轼下狱，莫非由仇人中伤么？且文人咏诗，本是恒情，若必毛举细故，罗织成罪，亦非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应熟察为是。”神宗闻言，总算唯唯受教。及退，复得吴充奏章，为轼力辩，乃不忍加轼死罪，拟从末减。既而同修起居注，王安礼复从旁入谏道：“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主子，不以言语罪人，轼具有文才，自谓爵禄可以立致，今碌碌如此，不无怨望，所以托为讽咏，自写牢骚，一旦逮狱加罪，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呢。”神宗道：“朕固不欲深谴，当为卿贳他罪名。但轼已激成众怒，恐卿为轼辩，他人反欲害卿，愿卿勿漏言，朕即有后命。”生杀大权，操诸君相之手，何惮，何忌，乃戒他勿泄耶？同平章事王珪闻神宗有赦轼意，又举轼咏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二语，遂说他确系不臣，非严谴不足示惩。神宗道：“轼自咏桧，何预朕事？卿等勿再吹毛索瘢哩。”文字不谨，祸足杀身，幸神宗尚有一隙之明，轼乃得侥幸不死。舒亶又奏称驸马都尉王诜辈与轼交通声气，居然朋比，还有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托名老成正士，实与轼等同一举动，隐相联络，均非严惩不可。神宗不从，但谪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轼弟辙及王诜皆连坐落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惧罚铜。
先是，轼被逮入都，亲朋皆与轼绝交，未闻过视。至道出广陵，独有知扬州鲜于侁亲自往见。台吏不许通问，侁乃叹息而去。扬州属吏劝侁道：“公与轼相知有素，所有往来文字书牍，宜悉毁勿留，否则恐遭延累，后且得罪。”侁慨然道：“欺君负友，侁不忍为，若因忠义获谴，后世自有定评，侁亦未尝畏怯呢。”至是侁竟坐贬，黜令主管西京御史台。轼出狱赴黄州，豪旷不异往日，尝手执竹杖，足踏芒鞋，与田父野老优游山水间。且就东坡筑室自居，因自号东坡居士。每有宴集，笑谈不倦，或且醉墨淋漓，随吟随书。人有所乞，绝无吝色，就是供侍的营妓索题索书，无不立应，因此文名益盛。神宗以轼多才，拟再起用，终为王珪等所沮。一日视朝，语王珪、蔡确道：“国史关系至为重大，应召苏轼入京，令他纂成，方见润色。”珪答道：“轼有重罪，不宜再召。”神宗道：“轼不宜召，且用曾巩。”乃命巩充史馆修撰。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尚未惬，遂手诏移轼汝州。诏中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等语。轼受诏后，上书自陈贫士饥寒，惟有薄田数亩，坐落常州，乞恩准徙常，赐臣余年云云。神宗即日报可，轼乃至常州居住。这是后话。
且说神宗在位十年，俱号熙宁，至十一年间，改为元丰元年。苏轼被谪，乃是元丰二年间事。补叙岁序。未几，宫中即遇大丧，太皇太后曹氏升遐而去，有司援刘后故例，拟定尊谥，乃是慈圣光献四字。神宗素具孝思，服事太皇太后，无不曲意承欢。太皇太后亦慈爱性成，闻退朝稍晚，必亲至屏扆间候瞩，或且持膳饷帝，因此始终欢洽，毫无间言。旧例，外家男子不得入谒，太皇太后有弟曹佾，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神宗常入白太皇太后，可使入见。太皇太后道：“我朝宗法，怎敢有违？且我弟得跻贵显，已属逾分，所有国政，不应令他干涉，亦不准令他入宫。”密示防闲，确是良法。神宗受教而退。及太皇太后违豫，乃由神宗申禀，得引佾入谒，谈未数语，神宗先起，拟暂行退出，俾佾得略迹言情。不意太皇太后已语佾道：“此处非汝所得久留，应随帝出去！”这两语不但使佾伸舌，连神宗听着也为竦然。至太皇太后病剧，神宗侍疾寝门，衣不解带，竟至匝旬。太皇太后崩，神宗哀慕逾恒，几至毁瘠。一慈一孝，也可算作《宋史》的光荣了。特笔从长。嗣复推恩曹氏，进佾中书令，官家属四十余人，其间不无过滥，但为报本起见，不必苛议。力重孝字。况且曹佾有官无权，终身不闻侈汰，这也由曹氏一门犹知秉礼，所以除贤后外，尚有这贤子弟呢。极褒曹氏。
元丰三年，神宗拟改定官制，饬中书置局修订，命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承旨张诚一主领局事。先是，宋初官制多承唐旧，但亦间有异同。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不常置，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另置参知政事为副，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别在禁中设置中书，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天下财赋，悉隶三司。所有纠弹等事，仍属御史台掌管。他如三省、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九寺、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六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等，往往由他官兼摄，不设专官。草诏属知制诰及翰林学士两职。知制诰掌外制，翰林学士掌内制，号为两制。修史属三馆，便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尝充昭文馆大学士，次相或充集贤院大学士。有时设置三相，即分领三馆。馆中各员，多称学士，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号名流。又有殿阁等官，亦分大学士及学士名称，惟概无定员，大半由他官兼领虚名。前文未尝叙明官制，此段原不可少。自经两张改订后，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杂取唐、宋成规，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二十四阶，如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以下递易有差。换汤不换药，济甚么事？神宗以新官制将行，欲兼用新旧二派，尝语辅臣道：“御史大夫一职，非用司马光不可。”时吴充已罢，惟王珪、蔡确两人，相顾失色。原来神宗时代，朝右分新旧两党，新党以王安石为首领，珪与确等统传安石衣钵，与旧党积不相容。旧党便是富弼、文彦博等一班老成，司马光亦居要领，还有研究道学诸儒，也是主张守旧，与司马光等政论相同。道学一派，由胡瑗、周敦颐开宗。胡瑗，泰州人，字翼之，湛深经学，范仲淹曾聘为苏州教授，令诸子从学，知湖州滕宗谅亦聘为教授，尝立经义、治事二斋，注重实学。嘉祐中，擢为太子中允，与孙复同为国子监直讲。嗣因老疾致仕，还家旋殁，世称孙复为泰山先生，胡瑗为安定先生。周敦颐，濂溪人，字茂叔，历任县令州佐，所至有治绩，平素爱莲，因居莲花峰下。南安通判程珦（xi à ng）与瑗交好，令二子颢、颐受业，颢尝谓“吾见濂溪先生，得吟风弄月以归，几有‘吾与点也’的乐趣”，熙宁六年病殁。同时有河南人邵雍，字尧夫，苦学成名，尤精易理，宋廷屡征不至。程颢曾与雍议论数日，叹为内圣外王的学问。但性甘恬退，自名居室曰“安乐窝”。熙宁十年逝世，后来追谥康节。至若横渠先生张载，字子厚，前文亦已提及，一出为官，见新法不善，即托疾归家，著有《正蒙》《西铭》等书，广谈性理，与邵雍同岁病终。这数人多反对新党，所以屏迹终身。二程兄弟，实得真传，叙入此段，志道学诸儒之缘起。且与司马光友善。王珪恐司马光起用，旧派将连类同升，故与蔡确同一惊惶，及退朝后，珪尚怏怏不乐，那蔡确默筹一番，竟不禁大笑道：“有了有了！”奸状如绘。正是：
毕竟憸人多谲智，全凭巧计作安排。
欲知蔡确的妙策，请看下回便知。
交趾屡行篡逆，宋廷未闻加讨，至李公蕴篡国后，已历三传，乾德修贡，未尝失职，乃独欲出兵南征，开边启衅，创议者为萧注，为沈起，为刘彝，实则皆误于王安石，而成于神宗。邕州之陷，苏缄阖门殉难，兵民被屠，至五万八千余口，谁为为之，一至于此？及神宗既厌安石，复擢用王珪、蔡确，曾亦忆珪、确两人，为谁氏所引用耶？安石尚有好名之心，而珪与确则悍然不顾，隐嗾同党，文致轼罪。微太皇太后言，虽有吴充、王安礼，恐亦难为轼解，是则免轼于死者，实出自太皇太后，于神宗无与也。然能受慈训而赦才士，犹不失为孝思。著书人褒贬从严，有恶必贬，有善必扬，其寓劝世之意也深矣。入后附入两片段文字，关系政治、学术，阅者亦幸勿滑过可也。
第四十二回伐西夏李宪丧师，城永乐徐禧陷殁
却说蔡确想就一法，便笑语王珪道：“公恐司马光入用，究为何意？”珪答道：“司马光来京，必将参劾我辈，恐相位且不保了。”无非为此，确是鄙夫。确便道：“主上久欲收复灵武，公能任责，相位便能终保，尚惮一司马光么？”为个人计，劳师费财，蔡确实是可杀。珪乃转忧为喜，一再称谢，乃荐俞充知庆州，使上平西夏策。神宗果然专心戎事，不暇召光。乃用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诏民畜马，拟从事西征。向初赞成畜马议，旋恐民情不便，致有悔言。御史舒亶遂劾他反覆无常，失大臣体，竟斥知颍州。冯京亦因此求去，有诏允准，即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院事。嗣复接俞充奏牍，略言：“夏将李清，本属秦人，曾劝夏主秉常以河西地来归。秉常母梁氏得悉，幽秉常，杀李清，我朝应兴师问罪，不可再延，这乃千载一时的机会呢。”神宗览奏大喜，即命熙河经制李宪等准备伐夏，并召鄜延副总管种谔入问。谔本是个言不顾行的人物，既至阙下，便大声道：“夏国无人，秉常小丑，由臣等持臂前来便了。”看时容易做时难。
神宗乃决计西征，召集辅臣，会议出师。孙固入谏道：“发兵容易，收兵很难，还乞陛下三思后行！”神宗道：“夏有衅不取，将为辽人所据，此机断不可失。”固答道：“必欲用兵，应声罪致讨。幸得胜夏，亦当分裂夏地，令他酋长自守。”神宗笑道：“这乃汉郦生的迂论，卿奈何亦作此言？”固复道：“陛下以臣为迂，臣恐尚未必制胜，试问今日出兵，何人可做统帅？”神宗道：“朕已托付李宪了。”固奋然道：“伐夏大事，乃使阉人为帅，将士果肯听命么？”此言最是。神宗面有愠色。固知不便再谏，随即趋退。既而由王珪、蔡确等议定五路出师，固复约吕公著入谏。固先启奏道：“今议五路进兵，乃无大帅统率，就使成功，必致兵乱。”神宗道：“内外无统帅材，只好罢休。”吕公著即进谏道：“既无统帅，不若罢兵。”固又接口道：“公著言甚是，请陛下俯纳！”神宗沉着脸道：“朕意已决，卿等不必多言。”孙固、吕公著复撞了一鼻子灰，相偕出朝。神宗遂命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分道并进。又诏吐蕃首领董毡集兵会征，于是鼙鼓喧天，牙旗蔽日，又闹出一场大战争来。何苦乃尔？
李宪统领熙秦七军，及董毡兵三万，突入夏境，破西市新城，袭据女遮谷，收复古兰州，居然筑城开幕，设置帅府。种谔也攻克米脂城，高遵裕夺还清远军，王中正率河东兵入宥州。刘昌祚进次磨
先是，五路大兵共约至灵州会齐，各路共至灵州境内，惟李宪不至。军报迭达京师，神宗始叹息道：“孙固前曾谏朕，朕以为迂谈，今已追悔无及了。”谁叫你黩武用兵？乃按罪论罚，贬高遵裕为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种谔、王中正、刘昌祚并降官阶，惟不及李宪。孙固又入奏道：“兵法后期者斩，况各路皆至灵州，宪独不至，这岂尚可赦罪么？”神宗以宪有开兰会功，即古兰州，唐名会州。不忍加罪，但诘他何故擅还。宪复称：“馈饷不继，只好退归，且整备兵食，再图大举。”神宗又为宪所惑，竟授宪泾原经略安抚制置使，兼知兰州，李浩为副。方悔不用孙固言，谁知又复入迷。吕公著再上书谏阻，仍不见从。公著引疾求去，遂出知定州。时官制已一律订定，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仆射，参知政事为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即命王珪为尚书左仆射，蔡确为尚书右仆射，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一王安礼独如宋皇何？
神宗有志开边，屡不见效。帝闷闷不乐，平时召见辅臣，有人才寥落等语。蒲宗孟出班奏道：“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神宗瞪目注视，半晌方道：“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么？从前朕令光入枢密院，光一再固辞。自朕即位以来，独见此一人，他人虽令去位，亦未肯即行呢。”借神宗口中，补叙前事，且以神宗之迷，见贤而不能举，何以为君？何以为国？宗孟闻言，不禁面颊发赤，俯首归班。神宗又问辅臣道：“李宪请再举伐夏，究靠得住否？”王珪对道：“向患军用不足，所以中沮，今议出钞五百万缗，当必足用，不致再有前患了。”王安礼接入道：“钞不可啖，必转易为钱，钱又必易为刍粟，辗转需时，哪能指日成事？”神宗道：“李宪奏称有备，渠一宦官，犹知豫备不虞，卿等乃独无意么？朕闻唐平淮、蔡，唯裴度谋议与宪宗同，今乃不出自公卿，反出自阉寺，朕却很觉可耻哩。”安礼道：“唐讨淮西三州，相有裴度，将有李光颜、李愬，尚穷竭兵力，历年后定。今西夏势强，非淮、蔡比，宪及诸将才度又不及二李，臣恐未能副圣志呢。”明白了解，尚无以唤醒主迷，奈何？神宗不答，随即退朝。
未几，得种谔奏议，乃是用知延州沈括言，拟尽城横山，俯瞰平夏，取建瓴而下的形势，且主张从银州进兵。神宗览奏后，即命给事中徐禧及内侍李舜举往鄜延会议。王安礼又入谏道：“徐禧志大才疏，恐误国事，请陛下另简妥员！”神宗不从。李舜举却往见王珪道：“古称四郊多垒，乃卿大夫之辱，今相公当国，举边事属诸二内臣，内臣止供禁廷洒扫，难道可出任将帅么？”不以人废言。珪也自觉抱愧，没奈何随口敷衍，说了“借重”二字。舜举遂与徐禧偕行，既至鄜延，见了种谔。谔拟城横山，禧独拟城永乐，两人争议不决。当将两议上达都中，神宗独从禧议，竟令禧带领诸将，往城永乐，命沈括为援应，陕西转运判官司饷运，凡十四日竣工，赐名银川寨。留鄜延副总管曲珍居守，禧与括等俱退还米脂。这银川寨距故银州二十五里，地当银州要冲，为夏人必争地。从前种谔反对禧议，正恐夏人力争，未易保守。果然不出十日，即有铁骑数千前来攻城，曲珍忙报知徐禧。禧遂与李舜举、李稷等统兵往援，令沈括留守米脂。禧等至银川寨，夏人亦倾国前来，差不多与蜂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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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劾奏知湖州苏轼怨谤君父，交通戚里，有诏逮轼入都，下付台狱。看官道苏轼如何得罪？由小子约略叙明。轼自杭徙徐，良徐徙湖，平居无事，每借着吟咏讥讽朝政，尝咏青苗云：“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咏课吏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咏水利云：“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咏盐禁云：“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数诗传诵一时。李定、舒亶因藉端进谗，坐他诽谤不敬的罪名，竟欲置诸死地。适太皇太后不豫，由神宗入问慈安，太皇太后道：“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尝欣慰道，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逮轼下狱，莫非由仇人中伤么？且文人咏诗，本是恒情，若必毛举细故，罗织成罪，亦非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应熟察为是。”神宗闻言，总算唯唯受教。及退，复得吴充奏章，为轼力辩，乃不忍加轼死罪，拟从末减。既而同修起居注，王安礼复从旁入谏道：“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主子，不以言语罪人，轼具有文才，自谓爵禄可以立致，今碌碌如此，不无怨望，所以托为讽咏，自写牢骚，一旦逮狱加罪，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呢。”神宗道：“朕固不欲深谴，当为卿贳他罪名。但轼已激成众怒，恐卿为轼辩，他人反欲害卿，愿卿勿漏言，朕即有后命。”生杀大权，操诸君相之手，何惮，何忌，乃戒他勿泄耶？同平章事王珪闻神宗有赦轼意，又举轼咏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二语，遂说他确系不臣，非严谴不足示惩。神宗道：“轼自咏桧，何预朕事？卿等勿再吹毛索瘢哩。”文字不谨，祸足杀身，幸神宗尚有一隙之明，轼乃得侥幸不死。舒亶又奏称驸马都尉王诜辈与轼交通声气，居然朋比，还有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托名老成正士，实与轼等同一举动，隐相联络，均非严惩不可。神宗不从，但谪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轼弟辙及王诜皆连坐落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惧罚铜。
先是，轼被逮入都，亲朋皆与轼绝交，未闻过视。至道出广陵，独有知扬州鲜于侁亲自往见。台吏不许通问，侁乃叹息而去。扬州属吏劝侁道：“公与轼相知有素，所有往来文字书牍，宜悉毁勿留，否则恐遭延累，后且得罪。”侁慨然道：“欺君负友，侁不忍为，若因忠义获谴，后世自有定评，侁亦未尝畏怯呢。”至是侁竟坐贬，黜令主管西京御史台。轼出狱赴黄州，豪旷不异往日，尝手执竹杖，足踏芒鞋，与田父野老优游山水间。且就东坡筑室自居，因自号东坡居士。每有宴集，笑谈不倦，或且醉墨淋漓，随吟随书。人有所乞，绝无吝色，就是供侍的营妓索题索书，无不立应，因此文名益盛。神宗以轼多才，拟再起用，终为王珪等所沮。一日视朝，语王珪、蔡确道：“国史关系至为重大，应召苏轼入京，令他纂成，方见润色。”珪答道：“轼有重罪，不宜再召。”神宗道：“轼不宜召，且用曾巩。”乃命巩充史馆修撰。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尚未惬，遂手诏移轼汝州。诏中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等语。轼受诏后，上书自陈贫士饥寒，惟有薄田数亩，坐落常州，乞恩准徙常，赐臣余年云云。神宗即日报可，轼乃至常州居住。这是后话。
且说神宗在位十年，俱号熙宁，至十一年间，改为元丰元年。苏轼被谪，乃是元丰二年间事。补叙岁序。未几，宫中即遇大丧，太皇太后曹氏升遐而去，有司援刘后故例，拟定尊谥，乃是慈圣光献四字。神宗素具孝思，服事太皇太后，无不曲意承欢。太皇太后亦慈爱性成，闻退朝稍晚，必亲至屏扆间候瞩，或且持膳饷帝，因此始终欢洽，毫无间言。旧例，外家男子不得入谒，太皇太后有弟曹佾，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神宗常入白太皇太后，可使入见。太皇太后道：“我朝宗法，怎敢有违？且我弟得跻贵显，已属逾分，所有国政，不应令他干涉，亦不准令他入宫。”密示防闲，确是良法。神宗受教而退。及太皇太后违豫，乃由神宗申禀，得引佾入谒，谈未数语，神宗先起，拟暂行退出，俾佾得略迹言情。不意太皇太后已语佾道：“此处非汝所得久留，应随帝出去！”这两语不但使佾伸舌，连神宗听着也为竦然。至太皇太后病剧，神宗侍疾寝门，衣不解带，竟至匝旬。太皇太后崩，神宗哀慕逾恒，几至毁瘠。一慈一孝，也可算作《宋史》的光荣了。特笔从长。嗣复推恩曹氏，进佾中书令，官家属四十余人，其间不无过滥，但为报本起见，不必苛议。力重孝字。况且曹佾有官无权，终身不闻侈汰，这也由曹氏一门犹知秉礼，所以除贤后外，尚有这贤子弟呢。极褒曹氏。
元丰三年，神宗拟改定官制，饬中书置局修订，命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承旨张诚一主领局事。先是，宋初官制多承唐旧，但亦间有异同。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不常置，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另置参知政事为副，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别在禁中设置中书，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天下财赋，悉隶三司。所有纠弹等事，仍属御史台掌管。他如三省、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九寺、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六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等，往往由他官兼摄，不设专官。草诏属知制诰及翰林学士两职。知制诰掌外制，翰林学士掌内制，号为两制。修史属三馆，便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尝充昭文馆大学士，次相或充集贤院大学士。有时设置三相，即分领三馆。馆中各员，多称学士，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号名流。又有殿阁等官，亦分大学士及学士名称，惟概无定员，大半由他官兼领虚名。前文未尝叙明官制，此段原不可少。自经两张改订后，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杂取唐、宋成规，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二十四阶，如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以下递易有差。换汤不换药，济甚么事？神宗以新官制将行，欲兼用新旧二派，尝语辅臣道：“御史大夫一职，非用司马光不可。”时吴充已罢，惟王珪、蔡确两人，相顾失色。原来神宗时代，朝右分新旧两党，新党以王安石为首领，珪与确等统传安石衣钵，与旧党积不相容。旧党便是富弼、文彦博等一班老成，司马光亦居要领，还有研究道学诸儒，也是主张守旧，与司马光等政论相同。道学一派，由胡瑗、周敦颐开宗。胡瑗，泰州人，字翼之，湛深经学，范仲淹曾聘为苏州教授，令诸子从学，知湖州滕宗谅亦聘为教授，尝立经义、治事二斋，注重实学。嘉祐中，擢为太子中允，与孙复同为国子监直讲。嗣因老疾致仕，还家旋殁，世称孙复为泰山先生，胡瑗为安定先生。周敦颐，濂溪人，字茂叔，历任县令州佐，所至有治绩，平素爱莲，因居莲花峰下。南安通判程珦（xi à ng）与瑗交好，令二子颢、颐受业，颢尝谓“吾见濂溪先生，得吟风弄月以归，几有‘吾与点也’的乐趣”，熙宁六年病殁。同时有河南人邵雍，字尧夫，苦学成名，尤精易理，宋廷屡征不至。程颢曾与雍议论数日，叹为内圣外王的学问。但性甘恬退，自名居室曰“安乐窝”。熙宁十年逝世，后来追谥康节。至若横渠先生张载，字子厚，前文亦已提及，一出为官，见新法不善，即托疾归家，著有《正蒙》《西铭》等书，广谈性理，与邵雍同岁病终。这数人多反对新党，所以屏迹终身。二程兄弟，实得真传，叙入此段，志道学诸儒之缘起。且与司马光友善。王珪恐司马光起用，旧派将连类同升，故与蔡确同一惊惶，及退朝后，珪尚怏怏不乐，那蔡确默筹一番，竟不禁大笑道：“有了有了！”奸状如绘。正是：
毕竟憸人多谲智，全凭巧计作安排。
欲知蔡确的妙策，请看下回便知。
交趾屡行篡逆，宋廷未闻加讨，至李公蕴篡国后，已历三传，乾德修贡，未尝失职，乃独欲出兵南征，开边启衅，创议者为萧注，为沈起，为刘彝，实则皆误于王安石，而成于神宗。邕州之陷，苏缄阖门殉难，兵民被屠，至五万八千余口，谁为为之，一至于此？及神宗既厌安石，复擢用王珪、蔡确，曾亦忆珪、确两人，为谁氏所引用耶？安石尚有好名之心，而珪与确则悍然不顾，隐嗾同党，文致轼罪。微太皇太后言，虽有吴充、王安礼，恐亦难为轼解，是则免轼于死者，实出自太皇太后，于神宗无与也。然能受慈训而赦才士，犹不失为孝思。著书人褒贬从严，有恶必贬，有善必扬，其寓劝世之意也深矣。入后附入两片段文字，关系政治、学术，阅者亦幸勿滑过可也。
第四十二回伐西夏李宪丧师，城永乐徐禧陷殁
却说蔡确想就一法，便笑语王珪道：“公恐司马光入用，究为何意？”珪答道：“司马光来京，必将参劾我辈，恐相位且不保了。”无非为此，确是鄙夫。确便道：“主上久欲收复灵武，公能任责，相位便能终保，尚惮一司马光么？”为个人计，劳师费财，蔡确实是可杀。珪乃转忧为喜，一再称谢，乃荐俞充知庆州，使上平西夏策。神宗果然专心戎事，不暇召光。乃用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诏民畜马，拟从事西征。向初赞成畜马议，旋恐民情不便，致有悔言。御史舒亶遂劾他反覆无常，失大臣体，竟斥知颍州。冯京亦因此求去，有诏允准，即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院事。嗣复接俞充奏牍，略言：“夏将李清，本属秦人，曾劝夏主秉常以河西地来归。秉常母梁氏得悉，幽秉常，杀李清，我朝应兴师问罪，不可再延，这乃千载一时的机会呢。”神宗览奏大喜，即命熙河经制李宪等准备伐夏，并召鄜延副总管种谔入问。谔本是个言不顾行的人物，既至阙下，便大声道：“夏国无人，秉常小丑，由臣等持臂前来便了。”看时容易做时难。
神宗乃决计西征，召集辅臣，会议出师。孙固入谏道：“发兵容易，收兵很难，还乞陛下三思后行！”神宗道：“夏有衅不取，将为辽人所据，此机断不可失。”固答道：“必欲用兵，应声罪致讨。幸得胜夏，亦当分裂夏地，令他酋长自守。”神宗笑道：“这乃汉郦生的迂论，卿奈何亦作此言？”固复道：“陛下以臣为迂，臣恐尚未必制胜，试问今日出兵，何人可做统帅？”神宗道：“朕已托付李宪了。”固奋然道：“伐夏大事，乃使阉人为帅，将士果肯听命么？”此言最是。神宗面有愠色。固知不便再谏，随即趋退。既而由王珪、蔡确等议定五路出师，固复约吕公著入谏。固先启奏道：“今议五路进兵，乃无大帅统率，就使成功，必致兵乱。”神宗道：“内外无统帅材，只好罢休。”吕公著即进谏道：“既无统帅，不若罢兵。”固又接口道：“公著言甚是，请陛下俯纳！”神宗沉着脸道：“朕意已决，卿等不必多言。”孙固、吕公著复撞了一鼻子灰，相偕出朝。神宗遂命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分道并进。又诏吐蕃首领董毡集兵会征，于是鼙鼓喧天，牙旗蔽日，又闹出一场大战争来。何苦乃尔？
李宪统领熙秦七军，及董毡兵三万，突入夏境，破西市新城，袭据女遮谷，收复古兰州，居然筑城开幕，设置帅府。种谔也攻克米脂城，高遵裕夺还清远军，王中正率河东兵入宥州。刘昌祚进次磨
先是，五路大兵共约至灵州会齐，各路共至灵州境内，惟李宪不至。军报迭达京师，神宗始叹息道：“孙固前曾谏朕，朕以为迂谈，今已追悔无及了。”谁叫你黩武用兵？乃按罪论罚，贬高遵裕为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种谔、王中正、刘昌祚并降官阶，惟不及李宪。孙固又入奏道：“兵法后期者斩，况各路皆至灵州，宪独不至，这岂尚可赦罪么？”神宗以宪有开兰会功，即古兰州，唐名会州。不忍加罪，但诘他何故擅还。宪复称：“馈饷不继，只好退归，且整备兵食，再图大举。”神宗又为宪所惑，竟授宪泾原经略安抚制置使，兼知兰州，李浩为副。方悔不用孙固言，谁知又复入迷。吕公著再上书谏阻，仍不见从。公著引疾求去，遂出知定州。时官制已一律订定，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仆射，参知政事为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即命王珪为尚书左仆射，蔡确为尚书右仆射，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一王安礼独如宋皇何？
神宗有志开边，屡不见效。帝闷闷不乐，平时召见辅臣，有人才寥落等语。蒲宗孟出班奏道：“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神宗瞪目注视，半晌方道：“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么？从前朕令光入枢密院，光一再固辞。自朕即位以来，独见此一人，他人虽令去位，亦未肯即行呢。”借神宗口中，补叙前事，且以神宗之迷，见贤而不能举，何以为君？何以为国？宗孟闻言，不禁面颊发赤，俯首归班。神宗又问辅臣道：“李宪请再举伐夏，究靠得住否？”王珪对道：“向患军用不足，所以中沮，今议出钞五百万缗，当必足用，不致再有前患了。”王安礼接入道：“钞不可啖，必转易为钱，钱又必易为刍粟，辗转需时，哪能指日成事？”神宗道：“李宪奏称有备，渠一宦官，犹知豫备不虞，卿等乃独无意么？朕闻唐平淮、蔡，唯裴度谋议与宪宗同，今乃不出自公卿，反出自阉寺，朕却很觉可耻哩。”安礼道：“唐讨淮西三州，相有裴度，将有李光颜、李愬，尚穷竭兵力，历年后定。今西夏势强，非淮、蔡比，宪及诸将才度又不及二李，臣恐未能副圣志呢。”明白了解，尚无以唤醒主迷，奈何？神宗不答，随即退朝。
未几，得种谔奏议，乃是用知延州沈括言，拟尽城横山，俯瞰平夏，取建瓴而下的形势，且主张从银州进兵。神宗览奏后，即命给事中徐禧及内侍李舜举往鄜延会议。王安礼又入谏道：“徐禧志大才疏，恐误国事，请陛下另简妥员！”神宗不从。李舜举却往见王珪道：“古称四郊多垒，乃卿大夫之辱，今相公当国，举边事属诸二内臣，内臣止供禁廷洒扫，难道可出任将帅么？”不以人废言。珪也自觉抱愧，没奈何随口敷衍，说了“借重”二字。舜举遂与徐禧偕行，既至鄜延，见了种谔。谔拟城横山，禧独拟城永乐，两人争议不决。当将两议上达都中，神宗独从禧议，竟令禧带领诸将，往城永乐，命沈括为援应，陕西转运判官司饷运，凡十四日竣工，赐名银川寨。留鄜延副总管曲珍居守，禧与括等俱退还米脂。这银川寨距故银州二十五里，地当银州要冲，为夏人必争地。从前种谔反对禧议，正恐夏人力争，未易保守。果然不出十日，即有铁骑数千前来攻城，曲珍忙报知徐禧。禧遂与李舜举、李稷等统兵往援，令沈括留守米脂。禧等至银川寨，夏人亦倾国前来，差不多与蜂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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