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2 / 2）
有时候我一躺就是一下午，躺到日落，都没有人找我，现在这种情况没人找我就是最大的好事。
我手里的三家单位，一开始我疑虑最大的是那家电梯生产商，首先它是一家家族企业，其次法人是一个老太太，佛山人，上海这边只是一家分公司，所以她一年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佛山，普通话基本不会，平时跟我视频都坐在她的梨花木太师椅里不说话，让财务说，人很强势，说一不二那种，一旦觉得不对，就叽里呱啦喊粤语，我听不懂，但看财务的表情，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话，我们几次沟通都不是很愉快。
但现在讽刺的是我手里三家单位，只有她一家在努力还钱，经济形势不好，她佛山那边生意也一般，她变卖了一部分资产，不够，现在快八十岁的人又重新出山，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让人伺候着穿了衣服，戴好假牙，吃一碗粥就去厂里盯着。
我们最后一次视频结束，她拍了拍财务的胳膊，意思是先别挂，看向镜头时老榆木一样褶皱刻板的脸第一次有了笑意，那一刻无情的岁月都退避三舍，坐在我面前的仿佛还是那位风华正茂、傲雪凌霜的青年女企业家，用蹩脚的普通话说：“没事的，不要怕。”
所谓世事无常，我最看好的，噱头最足的集装箱生产公司直接从上到下人间蒸发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厂房，吊车，绵延万里的生产线，比我家还大的熔炉……落满了被碎纸机连夜搅碎的贷款合同，灰头土脸地躺在那里。
我的思绪就这么飘啊飘，想到我领导，那么老实的一个人，一件姜黄色毛衣从我认识他那天起穿到他被抓的那天，我们一到冬天嘲笑他，他从来都是一脸自豪，啪的一下把夹克敞开，拎起毛衣领子说：“开玩笑啊侬！阿拉老婆帮吾织的唉！侬老婆会伐？”
他女儿喜欢张元英，他就是我们支行（我估计是上海分行）最精通女团舞的dancing king，在元旦晚会上一曲《trouble maker》，屁股那么一撅一扭，我们头都快笑飞了，等下了台坐我旁边，我就感觉他脸怎么僵僵的，再问他，说是腰扭了，在一月一号凌晨被送往医院。
我们有时候还欺负他，故意扔给他一个装了厚厚一沓白纸的大红包，他当场就炸了，一边逃一边叫：“唉！唉！唉侬组撒！”
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做了那样的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可转念一想，我自己都笑了，哪里来那么多为什么，我从小就身体不好，眼睛也不好，三年级就两百度近视，我妈把我堵在科达眼镜的验光室里，当着那么多叔叔阿姨的面骂我：“人家全年级第一第二眼睛都好好的，就你！学习不怎么样，眼睛倒是坏得快！”
我想我确实是不大聪明，那么努力，那么拼命，到最后也只是考了一个上海的二本院校。
我坐火车去的，我妈陪我，送到学校宿舍，给我装了蚊帐和遮光帘，买了热水壶，脸盆，沐浴液洗发膏和洗衣液……好多好多东西，走的时候在我学校门口一家烤鱼店里吃了一条鱼，我到现在都记得配菜是年糕，豆芽，土豆和娃娃菜。
她也是一如既往地端着碗都要絮絮叨叨，一边把鱼肉全挑我碗里，一边说：“你好好读书，什么都别想，大学毕业找个好工作。”似乎好好学习和找个好工作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那顿饭我几乎没吃，鱼肉在碗里堆成山，又挨了我妈一顿骂，说我嘴刁得很，小姐身子丫鬟命，但我其实一直想跟她说，我不是嘴刁不吃饭，我是害怕。
我除了读书（还没读好），别的什么都不会，也什么都没有见过，第一次去坐地铁，连闸门都进不去，脸红脖子粗地听地铁工作人员用喇叭在我耳边吼：“快进去呀！进呀你！”
我进了闸口，看着冰冷的地铁站里同样冷着脸的人们从我身边匆匆而过，我的心里麻麻的，木木的，我做不到发飙，躺地上，或者指着人家鼻子骂，我不敢，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敢，我也不哭，是因为我不允许我自己哭。
所以我觉得害怕这种情绪一旦持续久了，很容易就成了一种麻木不仁的冷漠，不论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
但俐俐喜欢我，她带着我到处“串门”，很得意地跟别的宿舍的女生说我们宿舍有个冰山小美人，但我是一个太会读空气的人，匆匆一眼就低下头，再不跟她一起走街串巷地跑到人家宿舍玩了。
出了社会，我当然没有像我母亲说的那样，自发地找到好工作，工作后遇到更多的也不是栽培和教导，而是若有若无的敌意，排挤和冷眼，我在柜台上，听着防弹窗外的客户和防弹窗内的师傅一起骂我，声浪重叠，都分不清谁都骂了些啥，我就跟自己说我不在乎，我只管做好我自己，我再也不是十八岁坐在烤鱼店里害怕得饭都吃不下的蠢货了，我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比他们都厉害，知道得更多，做更多的事。
我也的确得到了我目之所及范围内想得到的一切，从柜员到客户经理再到拉起大旗做新金融，从科长一路到副处。
当初骂我的人我再也没见过，只偶尔听说我师傅调了个网点，也还是做柜员，带00后徒弟的时候被徒弟指着鼻子骂了祖宗十八代，痛哭流涕，再也不骂人了。
可我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过。
我一直跟我自己说，我是一个做事的人，可我凭一己之力又做了什么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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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里的三家单位，一开始我疑虑最大的是那家电梯生产商，首先它是一家家族企业，其次法人是一个老太太，佛山人，上海这边只是一家分公司，所以她一年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佛山，普通话基本不会，平时跟我视频都坐在她的梨花木太师椅里不说话，让财务说，人很强势，说一不二那种，一旦觉得不对，就叽里呱啦喊粤语，我听不懂，但看财务的表情，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话，我们几次沟通都不是很愉快。
但现在讽刺的是我手里三家单位，只有她一家在努力还钱，经济形势不好，她佛山那边生意也一般，她变卖了一部分资产，不够，现在快八十岁的人又重新出山，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让人伺候着穿了衣服，戴好假牙，吃一碗粥就去厂里盯着。
我们最后一次视频结束，她拍了拍财务的胳膊，意思是先别挂，看向镜头时老榆木一样褶皱刻板的脸第一次有了笑意，那一刻无情的岁月都退避三舍，坐在我面前的仿佛还是那位风华正茂、傲雪凌霜的青年女企业家，用蹩脚的普通话说：“没事的，不要怕。”
所谓世事无常，我最看好的，噱头最足的集装箱生产公司直接从上到下人间蒸发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厂房，吊车，绵延万里的生产线，比我家还大的熔炉……落满了被碎纸机连夜搅碎的贷款合同，灰头土脸地躺在那里。
我的思绪就这么飘啊飘，想到我领导，那么老实的一个人，一件姜黄色毛衣从我认识他那天起穿到他被抓的那天，我们一到冬天嘲笑他，他从来都是一脸自豪，啪的一下把夹克敞开，拎起毛衣领子说：“开玩笑啊侬！阿拉老婆帮吾织的唉！侬老婆会伐？”
他女儿喜欢张元英，他就是我们支行（我估计是上海分行）最精通女团舞的dancing king，在元旦晚会上一曲《trouble maker》，屁股那么一撅一扭，我们头都快笑飞了，等下了台坐我旁边，我就感觉他脸怎么僵僵的，再问他，说是腰扭了，在一月一号凌晨被送往医院。
我们有时候还欺负他，故意扔给他一个装了厚厚一沓白纸的大红包，他当场就炸了，一边逃一边叫：“唉！唉！唉侬组撒！”
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做了那样的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可转念一想，我自己都笑了，哪里来那么多为什么，我从小就身体不好，眼睛也不好，三年级就两百度近视，我妈把我堵在科达眼镜的验光室里，当着那么多叔叔阿姨的面骂我：“人家全年级第一第二眼睛都好好的，就你！学习不怎么样，眼睛倒是坏得快！”
我想我确实是不大聪明，那么努力，那么拼命，到最后也只是考了一个上海的二本院校。
我坐火车去的，我妈陪我，送到学校宿舍，给我装了蚊帐和遮光帘，买了热水壶，脸盆，沐浴液洗发膏和洗衣液……好多好多东西，走的时候在我学校门口一家烤鱼店里吃了一条鱼，我到现在都记得配菜是年糕，豆芽，土豆和娃娃菜。
她也是一如既往地端着碗都要絮絮叨叨，一边把鱼肉全挑我碗里，一边说：“你好好读书，什么都别想，大学毕业找个好工作。”似乎好好学习和找个好工作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那顿饭我几乎没吃，鱼肉在碗里堆成山，又挨了我妈一顿骂，说我嘴刁得很，小姐身子丫鬟命，但我其实一直想跟她说，我不是嘴刁不吃饭，我是害怕。
我除了读书（还没读好），别的什么都不会，也什么都没有见过，第一次去坐地铁，连闸门都进不去，脸红脖子粗地听地铁工作人员用喇叭在我耳边吼：“快进去呀！进呀你！”
我进了闸口，看着冰冷的地铁站里同样冷着脸的人们从我身边匆匆而过，我的心里麻麻的，木木的，我做不到发飙，躺地上，或者指着人家鼻子骂，我不敢，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敢，我也不哭，是因为我不允许我自己哭。
所以我觉得害怕这种情绪一旦持续久了，很容易就成了一种麻木不仁的冷漠，不论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
但俐俐喜欢我，她带着我到处“串门”，很得意地跟别的宿舍的女生说我们宿舍有个冰山小美人，但我是一个太会读空气的人，匆匆一眼就低下头，再不跟她一起走街串巷地跑到人家宿舍玩了。
出了社会，我当然没有像我母亲说的那样，自发地找到好工作，工作后遇到更多的也不是栽培和教导，而是若有若无的敌意，排挤和冷眼，我在柜台上，听着防弹窗外的客户和防弹窗内的师傅一起骂我，声浪重叠，都分不清谁都骂了些啥，我就跟自己说我不在乎，我只管做好我自己，我再也不是十八岁坐在烤鱼店里害怕得饭都吃不下的蠢货了，我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比他们都厉害，知道得更多，做更多的事。
我也的确得到了我目之所及范围内想得到的一切，从柜员到客户经理再到拉起大旗做新金融，从科长一路到副处。
当初骂我的人我再也没见过，只偶尔听说我师傅调了个网点，也还是做柜员，带00后徒弟的时候被徒弟指着鼻子骂了祖宗十八代，痛哭流涕，再也不骂人了。
可我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过。
我一直跟我自己说，我是一个做事的人，可我凭一己之力又做了什么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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